无论是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经济危机”话语体系还是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经济周期”话语体系中，对资本主义经济周期性波动的研究始终围绕着一个核心主题展开：波动是什么原因导致的？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话语体系普遍把经济危机的原因归结为资本主义制度自身，西方主流经济学则一般把经济周期看作外生因素冲击所致。两个话语体系在不同年代针对资本主义发生的历次经济周期波动给出了各种各样的具体理论解释。

哈伯勒1937年出版的《繁荣与萧条》（哈伯勒，1963）系统归纳了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经济周期理论，门德尔逊1959年和1964年出版的三卷《经济危机和周期的理论与历史》（门德尔逊，1975，1977）比较全面地归纳了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危机理论。这两部著作出版之后，与之类似的系统全面归纳整理两个学术传统的经济危机和周期理论的著作至今再未出现过。

胡乐明、杨静等著《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与经济周期：历史与理论》（以下简称《经济危机与周期》）填补了这一空白。书中同时归纳了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危机理论和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经济周期理论，而且全面阐述了资本主义世界五百年来的经济周期波动，让人耳目一新。

《经济危机与周期》

启发的一些思考

60万言的《经济危机与周期》内容丰富，包含了大量信息。笔者受其启发，得到以下一些零散的思考，以期做引玉之砖。

（一）“商业周期”术语考

西方经济学文献普遍使用“商业周期”（business cycle）这个词来研究资本主义经济的波动，并不使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经济危机”术语。原因在于“他们认为我们所说的‘经济危机’不是‘危机’，而是‘经济波动’……而且是一种正常的经济波动，周期性危机也不过是一种周期性经济波动”。（胡乐明、杨静等，2018，第527页）不承认资本主义存在经济危机，西方主流经济学自然不会使用“经济危机”这个术语。不过，这里有一个疑问：西方经济学为什么不用或很少用“经济周期”这个术语，而是普遍使用“商业周期”呢？

在西方经济学文献、尤其是19世纪末到20世纪40年代的文献中，商业（business）这个词普遍被使用。要理解我们惯常使用的经济周期为什么在西方经济学文献中被称为“商业周期”，需要搞清楚“商业”这个词的含义。按照我们的用法，商业指的是区别于工业（生产）的流通行业，但在西方经济学文献中则不完全是这个含义。制度主义经济学家约翰·莫里斯·克拉克（美国著名新古典经济学家约翰·贝茨·克拉克的儿子）1926年对“商业”这个概念给出了确切的解释：“商业是议价；是为了销售而买、卖和生产物品和服务。商业是对财富的争夺。商业是由相互交换形成的社会合作系统……商业不是施舍或善行……它不是游戏而是工作，是达到目的的手段而不是目的本身……它不是战争，也不是无序状态，至少出于有序的目的而存在约束它的规则。”（Clark, 1939, p.11）可见，商业就是盈利活动，包括了为销售从而盈利进行的生产。也就是说，所有通过交换而盈利的资本主义经济活动都属于这里的“商业”，它的周期性波动就被称为“商业周期”。20世纪前40年是西方经济学界研究经济周期问题的一个高潮，当时使用的“商业周期”这个术语沿用至今。因为那个时代的“商业”这个词的含义和“经济”的含义大致相当，所以不妨直接把“商业周期”翻译为“经济周期”。

（二）从危机层次论得到的启发

过去一段时间，马克思主义者在研究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时，往往落脚在资本主义灭亡问题上：一旦危机爆发，便认为资本主义的丧钟已经敲响。但是，经历了无数次危机的资本主义并未灭亡，即便是20世纪的“大萧条”还是21世纪的“大衰退”，都没有让资本主义灭亡。正如《经济危机与周期》指出的那样，这样的研究传统或者习惯“僵硬地重申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及其周期性激化必然导致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并导致资本主义的灭亡，从而将经济危机单纯地视为资本主义的死亡证明，已经无法科学解释资本主义的发展现实从而丧失了它的理论合法性”，（胡乐明、杨静等，2018，第20页）而且使马克思主义经济危机理论的科学性招致怀疑。

即便追溯到萌芽时期，资本主义制度至今也不过500余年，这在人类历史长河中不过是弹指一挥间。一种社会制度、尤其是封建主义、资本主义这样的全球性社会制度，其发生、发展和消亡的整个过程岂能是短短500年的时间内就完成得了的。预言资本主义的灭亡为时尚早，资本主义如今并未灭亡，也不意味着马克思对它未来发展趋势的分析不正确。要看到，马克思主义理论对资本主义各层次的历次危机有很强的解释力，而且资本主义在历次危机后的发展变化也没有离开马克思预言的方向，马克思主义经济危机理论的科学性并未受到资本主义发展现实的挑战。

对于马克思主义者、尤其是当今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来说，研究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恰当做法，除了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出发去解释危机的成因之外，更重要的是密切关注历次危机后资本主义的发展变化。资本主义如今在全球范围内表现出的多样性和存在的各种变体，在很大程度上是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化解历次危机的结果。研究资本主义历史上化解危机的做法及其结果，在今天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资本主义将长期存在，作为共产主义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以及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也将长期存在。这就注定了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种社会制度将在斗争中长期并存。预判资本主义在危机后可能的变化，有助于我们准备好斗争方案和策略，不至于当变化发生的时候在斗争中处于被动。

（三）着力研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周期波动

生产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是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根源，马克思的这个科学论断包含了对现代市场经济周期性波动的科学解释。现代市场经济的特点一方面是大规模的社会化生产，另一方面是生产由大量个体生产者自发组织。尽管诸多文献论证了现代市场经济中的大公司是有计划的生产，（加尔布雷思，1983；图尔、塞缪尔斯，2012）但大公司只是做出公司内部的利润导向计划，不会从整个社会化大生产的角度进行计划安排。所以，无论什么样的市场经济，生产组织的自发性和个体性与生产的社会化之间始终存在矛盾，从而总会发生经济周期波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不例外。此外，当今世界各经济体都紧密联系在一个世界市场上，无论这些经济体社会制度有何差异，在经济周期波动面前都难独善其身。这样，马克思主义分析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理论同样适用于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周期波动的分析。

目前研究我国经济周期波动的主要理论多是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经济周期理论，比如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的实际经济周期理论、新凯恩斯主义的经济周期理论、奥地利学派的经济周期理论等。这些理论在科学的外表下关注的是经济运行的表面现象，无法深入到本质。而《经济危机与周期》一书中归纳的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再生产比例失调、有支付能力的消费不足、利润率下降趋势、固定资本更新、资本过度积累以及积累的社会结构学派、调节学派等流派的经济危机理论，在分析市场经济周期波动的成因和影响方面更加科学，有更强的解释力。借助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研究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周期波动，不仅能得到更科学的结论，而且能提出更加符合我国基本经济制度特征的政策措施。

依据西方主流经济学周期理论提出的反周期政策，无外乎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如果按照新自由主义的实际经济周期理论和奥地利学派的经济周期理论为的逻辑，反周期政策都是无效的，经济周期波动是常态，无需干预。当前我国宏观调控手段单一，效果不佳，与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影响不无关系。如果按照马克思主义经济危机理论的逻辑，反周期政策将有更多选择：收入政策、产业政策、社会保障措施等。市场经济固有的矛盾和缺陷使经济呈现出周期波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是不存在这种波动，而是能够按照不同于资本主义的宏观调控目的，有更多政策选择来缓和这种波动。

（四）重视对西方非正统经济学经济周期理论的研究和应用

如前述，《经济危机与周期》对马克思主义（以及非马克思主义的非正统经济学）的各种经济危机理论表现出足够的开放态度，提出马克思主义的危机理论要“综合新熊彼特学派、曼德尔以及调节学派和SSA学派等理论成果”。（胡乐明、杨静等，2018，第20页）按照这种开放的思路，马克思主义的危机理论还有别的可供综合的对象，即西方非正统经济学其他流派的经济周期理论。

包括调节学派在内、以激进政治经济学（SSA是其一个分支）为代表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西方经济学中被划归非正统经济学（heterodox economics）。非正统经济学的其他主要流派还有制度主义、后凯恩斯主义、演化经济学的部分分支、社会经济学等。非正统经济学的这些流派无论是方法论、研究主题还是对待资本主义的态度，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都有诸多共同之处。西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非正统经济学其他流派之间在理论上相互吸收和支持，共同推动了非正统经济学的整体发展。具体到经济周期理论上，欧内斯特·曼德尔（Ernest Mandel）的长波理论与熊彼特的创新理论同根同源；霍华德·谢尔曼（Howard Sherman）的经济周期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危机理论与制度主义经济周期理论的结合；SSA学派也多少利用了制度主义的理论成果，等等。总之，非正统经济学各流派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同盟军，通过与非正统经济学各流派经济周期理论的综合，马克思主义经济危机理论有可能取得更大的发展。

在非正统经济学各流派中，制度主义对经济周期的分析独具特色。《经济危机与周期》中谈到，制度主义在20世纪20-40年代的代表人物韦斯利·米切尔（Wesley Mitchell）和阿瑟·F.伯恩斯（Arthur F. Burns）对经济周期的定义被广为采用，（胡乐明、杨静等，2018，第528页）而制度主义者对经济周期理论的贡献远不只如此。米切尔在1920年创立的“全国经济研究所”（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即NBER）的一个主要研究领域就是经济周期。除前述对经济周期的定义之外，“库兹涅茨周期”是因当时在NBER从事研究的制度主义者西蒙·库兹涅茨（Simon Kuznets）而得名；约瑟夫·熊彼特（Joseph Schumpeter）广为引用的康德拉季耶夫周期图示也是库兹涅茨画出后交熊彼特确认的；（Kuznets, 1940, p.261）谢尔曼的经济周期理论直接受益于米切尔1927年出版的著作《经济周期：问题及其背景》（Business Cycles: The Problem and Its Setting）。最重要的是，制度主义对经济周期理论的所有贡献都依据于托尔斯坦·凡勃伦（Thorstein Veblen）的理论，而凡勃伦的经济周期理论并未受后世足够重视，对它的挖掘有助于补充丰富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危机理论。

详述凡勃伦的思想和他的经济周期理论不是本文的目的，这里罗列凡勃伦有关经济周期的两个论述供经济危机理论的研究者参考。凡勃伦在《企业论》中指出：“所谓恐慌、萧条、艰难、黯淡、活跃以及投机高涨、繁荣等等，主要是企业的现象；归根结底是价格变动、是价格上涨或下跌的现象。”（凡勃伦，2012，第119页）这个论述看起来关注的是价格这个表面现象，其实不然。凡勃伦所说的“企业”，指的是“商业企业”，“商业”正是本文前述的那个含义。换言之，企业是资本主义盈利活动的具体实施者，企业主关注的是企业资产估值的高低，通过操纵商品价格的涨落来改变资产估值。这样，资本主义经济周期波动就是企业行为的结果，“是在企业的常态过程中发生的”。（凡勃伦，2012，第119页）关于经济危机中的生产过剩，凡勃伦指出：“‘生产过剩’这个概念并不适用于物质的、器械的方面，而是适用于金钱的方面。它的含义，从来没有认真地指商品逾量，也不是说生产商品的装备超过了可以供作人类使用的数量，如果企业情势允许的话，这些装备是可以得到充分使用的。” （凡勃伦，2012，第141页）这个观点和马克思主义传统一样，表达了危机中的生产过剩是相对过剩。不过，凡勃伦对相对过剩的阐述是集中在资产价值上面：“在恐慌中的萎缩现象主要是金钱上的而不是物质上的萎缩；它主要发生于各项无形的财富，从属第发生于各项有形财富的价格比率上。” （凡勃伦，2012，第126页）这个视角对于分析今天金融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危机是有启发的。

凡勃伦关于经济周期的理论不一而足，这里列举的两个论述目的在于表明，包括制度主义在内的非正统经济学各流派的理论，对于丰富马克思主义经济危机理论是有助益的，值得深入挖掘。

结语

只要资本主义社会存在，经济危机就是经济学不变的主题；只要市场经济存在，经济周期波动就是经济学必须面对的问题。马克思主义者如何研究经济危机和经济周期？

《经济危机与周期》给出了一个正确的方向：拒绝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庸俗理论，综合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传统和相近学术传统的理论贡献。按照这个方向发展下去，相信不久的将来我们就会看到一个完整的、与时俱进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危机理论。

对于研究经济危机和经济周期的中国经济学者来说，不仅要关注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危机，更要关注中国经济的周期波动。对于研究中国经济周期波动问题，本书给出的上述方向同样适用：抛弃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庸俗理论，回归马克思主义，回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建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经济周期理论。当然，这是一项艰苦的工作，《经济危机与周期》只是为我们指向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经济周期理论的大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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